相比杭州和厦门，南京这几年趴在地上了。城市定位不清，“博爱”拉，“狂欢”拉，这些暧昧的口号庸俗不堪。我以为一个文化气韵浓厚的故都应该走高端路线，怎么能拉下身段比拼情色？

 

玄武湖还在收门票，回去的时候开车转了一圈，老样子，游者稀疏，高尔夫球场开不下去了，雕塑显得更加粗糙和劣质。同样大小的西湖，免费开放，南山路、西溪湿地毫不犹豫引进商业，打造了精致休闲的城市风格。还有中山陵，进一步圈地，只要能看到古迹的地方全包起来，不榨尽游客的最后一分钱简直愧对列祖列宗。我觉得这种旅游和城市规划理念实在太落后了，中山陵管理局长还在振振有词的辩护，专家最后憋不住说“目光有些短浅”。我不是毫无原则的提倡免费，只是“收钱的理由”实在太多了，谁都辩不过你。

照例，对涉及中国的热点问题没有评论，只有数据，取自ITC裁决报告（Investigation No. TA-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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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2004-2008

中国对美出口量，2008年4597.5万个轮胎，比2004年增长215.5%；出口金额17.8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94.5%。

 

轮胎均价：美国国内价从48.40美元升至69.69美元；中国出口价从31.10美元升至38.90美元。

 

美国内产业市场份额：从63.3%降至49.6%；中国出口在美市场份额从4.7%升至16.7%。

 

美国内产业在调查期内：产能下降17.8%；产量下降26.6%；开工率下降10.3%；就业人数下降14.2%；工资总数下降12.5%；工时总数下降17%；劳动生产率下降11.5%；销量下降28.3%；毛利率下降33.6%；另外，期末库存下降3.7%；销售额上升2.7%。

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3。）

 

前两天看到上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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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让我们的感情如此纠结。它是我国遭遇的第1起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抗辩的主攻方向是补贴，对方却裁个无损害；不惜告上WTO，终裁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正在总结意外的“胜诉”经验，对方连着发起10余起双反。实践中的连续碰壁，不断纠正着我们对待补贴与反补贴的态度：（1）不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错！条文从来没有禁止对非市场经济体反补贴。（2）不能对补贴和倾销双重救济，错！完全可以合并调查，而且条文没有明确禁止国内补贴的双重计算；（3）反补贴技术复杂，不可能像反倾销一样泛滥，错！反补贴和反倾销一样简单或复杂。我们的应对策略从不合作到有限合作，从设计圈套来点阴的，到政治交涉来点硬的，最终发现自己被玩得疲于奔命。

 

非市场经济地位（Non-Market Economy）

 

这个案子首先看的是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关税法案771(18)(A)和(B)规定了标准：货币兑换（currency convertibility）、工资的自由议价（free bargaining for wages）、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政府所有权或生产控制（government ownership or control of production）、政府的价格管制和资源分配（government control over pric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其他因素。这6个貌似公允的标准实际上竖立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完美的自由经济体，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是克服市场失灵——金融危机了，就要向银行注资；粮价跌得太狠了，就该给点扶持。问题在于现在别人拿中国说事，没人拿美国说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逻辑是直的，不要扯别的，看看中国的某些政策，能说这就是市场经济、没有政府干预么？如果不能，《议定书》15条又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满足了特定条件，凭什么不能用外部基准呢？所以单纯的看反补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有权这么做。同样，单纯的看待反倾销，也可以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

 

这里就存在一个奇怪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市场的”足以用外部基准计算补贴额，但同时又“不市场的”必须用外部基准算倾销幅度。很无奈，我觉得这个论断从技术上是可以成立的，抗辩的重点应该放在个案中防止超过倾销幅度的救济。美国在2006年8月文具纸反倾销案的时候，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忘录（A-570-901），从总体上认定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显著进步，但仍然属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结论变为双反案件的前提，可以适用非市场经济地位分别认定倾销和补贴。争议在于两个外部基准的同时使用，可能过高计算了倾销幅度——反补贴业已成立，如果继续反倾销的话，第三国价格理论上是无倾销无补贴的市场价，作为倾销幅度比较基础，则可能再次包括了潜在的补贴额。所以技术上应对双反案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策略应该摒弃宏大叙事，转而分析具体案情，在不利的大前提下追求点实际的小效果（ADA Art.9.1）。

 

 

反补贴经验的匮乏使我花费很多精力注意案件细节，试图推导补贴额的现值计算公式，但很可惜，手边的资料不足以做到这点。原材料的重新估值，倒还好理解，但为什么要讨论替代公司财务报表中的负债率，为什么要分摊工资调整管理费用？为什么要对劳动力估值算工资率？“精确的回归线（a precise regression line）”是什么东西？这些究竟是用于分子还是分母？还是反映市场条件？我希望以后的阅读中慢慢回答这些疑问。DOC的其他做法一如既往地让人非议，举证责任的不当分配；应诉企业和替代企业不必一一对应；补贴调查期限的起始点设在中国入世；国有企业被推定为公共机构。相信，随着争端解决的逐步进展，有理由期待其中的部分问题得到澄清。

 

另：反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到期，现实的揣测，如果在2012年前后利用其剩余价值与中国交换，达成某些协议，或许对美国人而言是笔不坏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