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ATT Uruguay Round: A Negotiating History (1986-1992)
Terence P. Stewart, Editor, Volume II: Commentary,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补贴和反补贴谈判，展现了一幅比反倾销谈判更曲折的历史画卷。如果说反倾销的反对方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经济学者，那么反补贴的反对者则更加现实，政府官员和选民，声音也更为强壮，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政策手段，它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更可能是正义。如此双重目的，使得反补贴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人也不得不小心谨慎，纳入专向性，农产品补贴单独规范，贸易调整援助要留有余地，即便如此，有时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DISC案子的惨败，让美国人尝到有些委屈的痛楚。

Stewart律所没有让人失望，对历史的研究，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启发。最早的反补贴立法是美国的《1890年关税法案》，比反倾销立法早14年，也被称作McKinley Tariff，旨在救济特定规格的糖类产品的出口补贴；1897年，《关税法案》覆盖面扩大至所有产品的出口补贴，1922年又进一步包括了国内补贴；1947年从单边规则上升为多边规则，形成GATT第六条和十六条；1974-1979年的东京回合制定了《补贴守则》，沿用了补贴和反补贴规则双轨制，却没有补贴定义；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缔结了目前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一套让实务者和研究者极为挠头的复杂体系。

乌拉圭回合补贴和反补贴谈判的授权是“提高关贸总协定纪律”，后来竟然弄出了这么个宏伟协定，基本可以断定授权就是废话。其后谈判历经卡特兰德（Cartland）I、II、III、IV和邓克尔文本，核心争议有：补贴定义（包括“净补贴”（net subsidy）定义）、不可诉补贴的范围、补贴计算方法、可诉补贴的其他条件。我以为其中最关键的议题是补贴定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补贴项目认定和补贴额计算方法。当时的各国争议在于，补贴认定究竟应该是依据“政府成本”还是“利益授予”，美国主张后者，欧盟、加拿大等国主张前者，1991年海牙会议结束以后，欧盟和美国达成妥协，最终文本采取了美国主张。这种原则性让步的后果是补贴额认定可能采用“现值”计算方法，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将政府资助的终值在分摊年限中折现，并滥用折现率（企业投资收益率、或行业投资收益率、或利率），极有可能大幅扩大补贴额。

简单勾勒，即可看到补贴与反补贴几乎是美国独力打造的“整国”游戏规则，强词夺理，党同伐异，干预那些看不惯的经济贸易政策。百余年历史充斥着美国与欧盟的矛盾，美国与加拿大的矛盾，美国与日本的矛盾，美国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的矛盾，今天又加入了美国与中国的矛盾。1982年美国发起124起反补贴调查，1983至1985年又另外发起101起调查，这些案件不仅涉及明显的出口补贴和国内补贴，还包括初级产品补贴传导、原材料价格双轨制、资源国有制、私有化，甚至竞争法的执行不力。今天，我国1年遭遇7起反补贴已经疲惫不堪，当年的谈判者一定异常艰苦，在大棒和指责中试图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我也相信，只有经历这样的一线斗争，才能打造高质量的法律团队，比如像巴西人在后来的高地棉花案中的出色表现。

本书的不足之处，嘿嘿，暂时没有，还是那句话，这套书具有非凡的参考价值。

在秘鲁和委内瑞拉，我见识了平民窟，也见识了经济学上的残酷命题：“资源的诅咒”。这些国家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但随处可见大片的贫民窟，山上的、海边的，无数的草席或铁皮棚子。丰富的资源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提供了折腾的本钱，有的正在建设人民公社，鼓励以物易物；有的要求企业高价收粮惠农，加工后低价销售惠民；有的对项目漫天要价，无事先约定却要求买家平分售后产品的增值利润；有的要求外企承接项目的同时转让“技术”，而他们理解的技术是某个产品从头到尾的生产工艺，例如铁轨项目，不仅要知道铁轨的焊接、铺设技术，还要得到铁矿石采掘、冶炼、机械制造、勘探设计、施工组织等一整套“产业链技术”；还有的希望外资帮其打造汽车产业链，建设远洋船队，开辟新航线……我觉得，这些南美国家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失败的经济标本，多少能提醒我们少犯些错误。

最近天气炎热，非常懒惰，还有些昏昏沉沉，静不下心读书。想到倾销认定、反补贴、农业补贴、讲课稿、争端解决，这么多领域需要学习准备，头就大。我想制定个计划，请毛毛监督：周三和周四晚上踢球，各读书1小时；其余每晚读书2小时；若遇不可抗力，可请示毛毛批准后适当减少。即日起执行，看看能坚持多久。

上图是秘鲁首都利马的贫民窟。每户门前有杆灯，夜晚看起来星星点点非常漂亮。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是山地，平民窟普遍采用红砖建房，更拥挤，从山上远眺跟垃圾堆一样，当地中资企业评价其“晚上像香港，白天像砖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