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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加拿大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的特色
本周Gosselin（CITT前主席）和Greig（CITT研究部主任）来访，举行了三天中加贸易救济产业损害调查研讨会，有些斩获。
同类产品的细分类别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对美国的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反倾销案（NQ-2000-001）。CITT针对每一细分类产品作了单独的损害分析、因果关系分析、累积评估，并将该分类告知CBSA，单独认定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几乎办了3个案子。这种做法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一，细分类别和同类产品认定的先后次序。CITT建议细分类别放在同类产品认定之前，目的在于尽早确定将进行多少个倾销和损害调查；其二，巨额的工作量。分析竞争状况时，不仅要分析细分类产品内部的竞争条件，还要分析不同细分类产品的竞争条件，工作报告呈几何增长，例如将某同类产品细分为2类（A类和B类），则须提交3份竞争条件报告：A类报告，B类报告，A和B类报告，CITT最多做过7份报告；其三，同类产品的细分类别和被调查产品的细分类别须匹配；其四，滞后的细分类别将使CBSA工作非常被动。假设初裁以后才发现应当细分同类产品，CBSA则要重新调查倾销幅度；其五，一个出口商面临若干个反倾销税；其六，此项实践不属于WTO义务，《反倾销协议》无此规范，相反，在EC-Salmon（Norway）案和US - Lumber (Canada)案中，认为调查机关不必考查不同细分类产品之间的相似性。
零部件与同类产品
同类产品中是否可以包括零部件，Gosselin认为最主要的决策指标是：零部件的重要性。调查时要看以下方面：是否在相同的税则号项下？放开零部件进口，是否会削弱预期的反倾销措施（规避）？零部件是否有单独的生产商？零部件是否有单独的市场？Gosselin特别强调了零部件裁决时的分析逻辑，要对问卷精心设计，收集价格，并且根据单位价值/价格来进行比较，这样可以克服零部件与完整产品在数量单位上无法比较的问题，例如自行车与车架、车轱辘的数量比较问题。因此最后的工作报告必须综合完整产品和零部件的数据，并附加说明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个人建议郭才子可以参考WTO规则谈判主席案文中关于反规避的一些规定，当然螺丝帽的问题可是个大麻烦，不过你若是顶住压力那么做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和你去日内瓦应诉:)
市场特征
CITT对下游用户发放市场特征调查问卷，目的是了解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特征，并为判断同类产品和因果关系提供帮助。工作报告中的市场特征包括三个方面：采购程序、供给来源的可替换性、对国内市场总需求的价格敏感度。Greig在讲义中提供了详细的问题单列表，调查了交易价格形成、用于交易决策的指标重要性、长期合同的谈判期限、标准合同下的采购量、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物理可替换性、通常的交货时间、不同来源的产品价格与非价格因素之间的比较、购买最低价格产品的频率、不购买最低价格产品的原因、价格差异度对其它因素的权重等。针对这些主要事项，问题单表格中提示了各种可能答案，供被调查对象选择，比如调查不购买最低价格产品的原因时，列举了以下因素：产品质量、交货时间、供应/供应商的可靠性、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产品系列的宽度。
市场特征最大的好处是建立起国内市场的竞争背景，这为我们论述因果关系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视野。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下游用户是很难客观的，我们没有CITT的传票权，也不能让证人宣誓，我们无法在APO制度下让双方律师的交叉质询来验证证言和证词。另一方面，调查机关对于答卷的解读和论述，可能会成为难题。从加拿大提供的案例看，下游用户的很多答复不支持竞争性结论，这能否反推不具因果关系呢？如何解释这些不利证据和矛盾证据？我私下请问了一个关于“独立证据”的问题，Greig说听证会上下游用户有时会作证，当进口产品降价时，他们就会购买进口产品。CITT把这类证言叫做“smoking gun”，很形象的比喻，一枪毙命，因果关系建立起来。不过窃以为，国内产业很容易找个托来实现这点，其实有点不公平。
累积评估 考虑竞争条件时，在原审案件中调查产品的替代性、同一地域市场中的销售与报价、销售渠道、同类产品的抵达时限和可获得性；在复审案件中调查产品的质量、同一地域市场中的销售与报价、销售渠道、运输方式和价格。在若干个案件中，CITT未采取累积评估，理由有：少量产品销往不同地区；运输方式不同，如火车、汽车与轮船运输的产品有不同用途。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市场销售的产品被排除在累积评估之外，不妨碍对其单独进行损害和因果关系调查，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两个案件（例如涉及到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州的一起钢材反倾销案，高山分割市场）。Greig说日落复审中的累积评估具有不同内涵；CITT没有考虑过“可忽略不计的损害”。另外，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时，可以交叉累积评估(Cross Cumulation)，尽管有Hot-Rolled Steel案的裁决，国内价格是唯一的，无法分离倾销和补贴的影响。
日落复审
加拿大在日落复审时不改变税率，但可以修改同类产品的范围。认为历史数据对未来的分析有一定帮助，在复审中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几点：（1）采用趋势分析，在技术上寻找变化点，详细讨论变化因素，这种变化点既可能是国外市场，也可能是国内产业的变化，举了一个例子，2000年初中国钢铁需求量大幅增长，国际钢铁价格飙升，这种变化导致国外钢铁不必再出口到价格洼地的加拿大，不易得出损害会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撤销了一批关于钢铁的反倾销措施；（2）损害的可能性不同于损害威胁认定，CITT一般在复审中判断未来两年内是否会再度发生损害的可能性；（3）参考专家意见，以及一些专业机构的分析和预测报告；（4）认定损害可能性时，曾经使用过模型，但现在不用了，原因是模型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而CITT的工作人员只负责调查、收集数据，提出建议，不做结论，模型的这点特性与调查官员的工作职责有冲突。关于日落复审的因果关系认定，CITT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分析方法，重点回答：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会产生什么后果？通过这种反证来说明因果关系。
最后抱怨一下，前段时间两个加拿大律师告诉我如果出口商对CBSA的倾销幅度裁定有争议，可以起诉至CITT，我听后很激动，特意在会上求证Gosselin，得到明确答复“No”，律师真会忽悠人。 6月6日 与爱国有关，与主义无关MSN流行红心中国时，看到一个朋友留言让我别挂“红屁股”，心里不太舒服。这两天看到修罗先生转的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评论，也就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不喜欢很多自命不凡的所谓右派学者（中国语境的左和右）对爱国主义的态度，嘲笑、鄙视、挖苦、尖锐的批驳，并且顺便标榜自己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价值的绝对化和宗教化。这是引的一些句子“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他们这些狠话离意识形态有多远？甚至包括安南的断语，都缺少足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证据。
我觉得爱国主义反应了人类的一种心理需求，即对生存权的表达和维护。国家作为地缘概念是一种血缘的空间投射，因此爱国是一种维护同族生存权的本能，是一种现实需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应当正视这种本能，而不是随意臧否它。本能是无所谓“善”和“恶”的，就像你难以评价吃饭、睡觉抑或作爱是善还是恶（但很多宗教里认为这些就是恶），善和恶都是后人用所谓的价值作尺度构建起来的。在这层意义上，很多人对爱国主义的褒贬标准是模糊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拿一些先验的命题（如“自然权”）来证明本能的错误。哈维尔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这种近似骂街的伪智，其propaganda效果绝不亚于极权主义的洗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客观认知的学者，是不应该追随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我最初说“没有爱国主义的国家都灭亡了”。这句话目的是提醒爱国主义的现实需求，但它是有问题的，爱国主义是和国家共同产生、共同发展、互相支撑和互相维系的，一定要举例子，那就看看历史上那些分崩离析的帝国吧，哪一次不是伴随着爱国主义的瓦解、国家认同的瓦解和民族认同的瓦解。治大国如烹小鲜，维护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稳定是何等艰难的事情，爱国的价值认同在有些学者眼里可能一钱不值，但在富有远见和雄心的政治家眼里，恐怕就是举足轻重的头等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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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国主义的评论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本杰明·富兰克林) 国家主权这个概念的本身是为保护个人而构思出来的，因为人是国家存在的理由，而不是相反。(安南)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 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哈维尔) 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左拉)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6月2日 城市的书店印象但是我喜欢读书，尤其是那些与课程无关的历史、政治、哲学。于是我在泡mm之余，还会去那个五光十色的小书摊。有点收获，竟然买到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不算名作的名家之作领着我看完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万历十五年》、《关系千万重》、《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等，到了大学以后，还想方设法复印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先锋书店，它那黄黑色调的繁体“书”下记着“大地上的异乡者”，钢硬的线条美学传递出书店冷静和前沿的独立风格，就像我以为的读书人的气质。在那里，我买了很多书。
大学是在杭州念的，每天的读书生活平静而且从容。常去三联，因为顺路；枫林晚的书在狭长的空间里摆得很精致，符合杭派小家碧玉型的审美观；文史书店装修得比较古典，但店员警惕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偶尔去南华淘点便宜货，很少去晓风，因为有点远。这期间，家从南京搬到湖州，又从湖州搬到厦门。湖州有个小三联，门面不大，新书不多，但在小城市能有这样一个学术书店也是不易，和老板混得熟络，拿了许多三联的千年纪念书签，黑白背景的红色印章显露着沧桑与大气。厦门的光合作用书店印象尚可，只是我来去匆匆，再没有杭州读书时的那份闲适心境。
后来就去了英国。刚到伦敦时，我空闲至极，买了公交周票满城乱钻，但无奈书价昂贵，贫穷如我只能在水石书店（Waterstone）闻着咖啡香观光旅游。当时的目标是搜遍伦敦，喜欢的有Skoob Books，还有Greenwich的三个二手店，淘到一本Barrington Moore的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印象最深的是Quinto，它是伦敦最大的二手书店，坐落在大英博物馆对面，壮观的书架10多米高，挑书时须配备巨大的移动扶梯，那儿有很多珍贵的古书，装帧厚实典雅，现在回忆起来还让我口水拉拉。
爱丁堡的生活拮据而恬静，我至今都认为那是最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有休谟司各特和亚当斯密，也有城堡天鹅和大片草坪，苏格兰的山色湖景温柔得让石头也融化进去。当然还有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Blackwell，Waterstone，Avizandum这类与时俱进的品牌大店，价格依然昂贵，我依然观光。常去Oxfam和Barnado’s慈善小店，淘了不少关于欧盟法的书。不过我最喜欢的是Sunday Market，一个特别混乱又特别适合穷人的二手市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像买土豆一样收罗着旧书，享受着50p一本的廉价快感，甚至还淘到三幅油画。记得一次回来的路上天空飘雪，我背着满载的大包，行走在罗马式或哥特式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中间，一步一个脚印，宛如童话王国。爱丁堡学业结束时，我海运1立方米的书回家，当时梦想着打造我的英文书房。
时差还没倒过来，我就一路匆忙的赶到北京。人生总是奇妙，此前我从未想过到北方任职。这个城市里有大批英文原版书，价格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于是我用自己那不高的收入支撑着嗜书的癖好，仔细地经营着拥挤的书房。偶尔我能飞日内瓦转转，可惜不懂法文，最终也只是转转。
随便聊聊，六一儿童节前的周六买了六本书，很有幸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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