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飞（2008年5月26日初稿）

公共利益是一个热闹又分歧丛生的概念，它的混乱时常让我望而却步，但学习不容回避，简单整理一下前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

在百度上搜索“反倾销”和“公共利益”竟然有34,300篇文章，不少是像亲兄弟一样的论文，相似的结构，相似的理由，相似的建议，了无新意。国外学者对公共利益远没有国内学者的这般热情，或许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宏大叙事，“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满足我们那种希望用大词来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优越感。但是，实践需要的是谨慎和可操作性，我试图从公共利益的条约谈判历程、欧盟和加拿大的经验教训、以及调查机关面临的现实困难着手，力图避免空谈。可惜行文过程中，发现自己仍然摆脱不了原则性叙述的陷阱，尤其是对于不同利益的定性分析和权衡，这或许是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所在，请诸位见谅了。

缘起与合理性

WTO《反倾销协议》没有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实践中，欧盟采用了成员国投票的方式决定“共同体利益”，加拿大采取了独立的公共利益审查机制，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规则谈判中明确拒绝考虑公共利益。日本、韩国、挪威等国强烈支持公共利益，但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为无实践者的聒噪或谈判筹码，不必理会[1]。我国《反倾销条例》要求“征收反倾销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2]，但没有定义内涵，没有规定程序，没有指定审查机关——它几乎是一团浆糊。

反对考察公共利益的意见主要有：（1）反倾销规则的制定本身就体现了公共利益，不能以牺牲国内产业免受倾销损害的合法利益为代价，实现其他的政策目标[3]。以此理推，不能牺牲上游产业的合法利益来实现下游产业的繁荣与扩张，这点类似民法中的不当得利。（2）反倾销就是反倾销，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指望这一个贸易政策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3）公共利益会导致政治角力，会削弱法律预期，使反倾销调查政治化——谁找到的官大，谁说了算。郭东平律师说公共利益是最没技术含量的调查环节。窃以为，这点甚至会导致部分群体被官方认定不属于公共利益，将分裂社会，影响政府公信力——你能说哪个产业的利益不符合公共利益？（4）司法审查非常困难，如果说上下游产业和消费者具有诉权，可能会面临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障碍，也可能导致滥诉干扰调查；如果不能进行司法救济，公共利益可能变为一个没有节制的大棒。（5）打开歧视的潘多拉魔盒，傅东辉律师认为调查机关可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区别对待某些国家的进口产品。（6）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深度牵涉国家主权[4]。这些意见也是很多调查官的想法，值得重视。

但是，这些理由不足以否决公共利益审查，因为反倾销是一个“政治正确”大于“经济合理”的贸易政策。这集中体现在反倾销的内在不合理，有点像John Jackson所说的“生理缺陷（birth defect）”。从经济角度上看，如果销售价格低于平均成本，但高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可以通过提升销量和产量摊薄其固定成本，虽然是倾销行为，但具备经济合理性，是一种正常的竞争行为[5]。对此，各国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法律，不禁止“国内倾销”，而制裁“国外倾销”，保护的是国内产业，而不是竞争[6]。我国经验也表明反倾销有时是弱者的保护伞（土豆淀粉案），有时是大企业排挤竞争对手的工具。效果上可能会限制竞争，扭曲资源配置——这还是基于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因此反倾销从根本上说是保护主义工具，是一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原则有技巧保护国内产业的“政治正确”的贸易政策[7]。

既然是政治当头，就不能不考虑公共利益（或者说国民经济的总体利益）[8]。我们要回答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把公共利益审查限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一方面尽可能合理化，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增强利害关系方的法律预期。

公共利益的谈判史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韩国、北欧等国要求在《协议》中增加公共利益条款，以新加坡的意见为典型，它认为公共利益条款的目标在于使调查机关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待反倾销申请，不仅仅考察国内产业的利益，还要考察用户的利益和反倾销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成本[9]。美国坚决反对，认为公共利益条款会使反倾销法更加复杂，并且使调查程序政治化，有权的利益团体能凌驾正义之上，获取有利的裁决结果[10]。但由于分歧严峻，公共利益条款不了了之。

多哈回合中，这些问题卷土重来。FANs表态积极，美国依然反对。2007年11月的主席案文纳入公共利益条款，规定各国在反倾销调查时，须设置程序保障下游用户、原材料供应商、消费者等国内利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且这些程序不受国内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制约[11]。案文之所以强调这些程序不受审查，主要是担心过度干涉WTO成员的政策自主权。

内涵：狭窄定义

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争，两者间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广义认为国家追求的一切目标均属于公共利益，如环境保护、减少贸易顺差、外交安全；狭义认为只应限定于反倾销利害关系方的利益。暂且搁置争议，先看各国实践。

尽管欧盟有共同体利益（公共利益）条款，但是在反倾销案件中占的位置不重要。很多案件中，共同体利益审查往往用来证明无损害裁决[12]。欧盟的《第384/96号法规》第21条对共同体利益作如下规定：

关于是否需要共同体利益干预，此项决定必须基于对所有不同利益的整体评估，包括国内产业、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须依据第二款，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机会表达其观点后，才能根据本条作出决定。在进行此项审查时，应当特别考虑消除有害倾销造成的贸易扭曲影响以及恢复有效竞争的必要性[13]。

基于这个条款，欧盟对五个方面的利益进行考察，分别为国内产业利益、上游产业利益、用户利益、最终消费者利益、贸易扭曲影响等其他利益。（1）对国内产业利益的考察因素主要有损害状况、规模经济、科技竞争力、增长预期等；（2）对上游产业利益的考察因素有科技损失；（3）对用户利益的考察因素主要有成本价格的上涨、主要用户的原材料供给、稳定的共同体原料供给、贴牌企业的状况；（4）对最终消费者利益的考察因素有价格上涨、保留消费者选择权；（5）对减少贸易扭曲影响等其他利益的考察因素有减少贸易扭曲影响（例如征税导致的市场分割）、恢复或增强欧共体产业竞争力、防止征税对有效竞争的影响（例如垄断和寡头垄断）、科技损失、防止失业和弱势产业的进一步衰退、防止下游产业向国外转移、防止歧视待遇、贸易商的状况、欧共体内的地区利益、与欧共体其他政策的一致性（例如援助政策）[14]。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在考察共同体利益时明确排除了一系列因素：（1）反倾销措施对东欧转型的影响；（2）没有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原产自其他国家的低价进口产品；（3）除倾销以外，其他造成产业损害的原因；（4）无法转换供应商[15]；（5）反倾销措施导致欧盟与出口国关系紧张；（6）欧共体与第三国签订的协议；（7）关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8）国内产业受到的补贴；（9）国内产业将生产线转移至国外；（10）被调查产品的数量限制；（11）受普惠制覆盖的被调查产品；（12）出口商的财产权（知识产权）；（13）国内生产者和进口商签订的合作协议；（14）国内生产者是某大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有足够资源对新一代产品进行投资；（15）反倾销措施将导致公司全球化生产和营销战略的破产；（16）上游产业销往海外的上游产品市场萎缩[16]。

加拿大的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内涵没有规定，但是对国际贸易法庭（CITT）大幅授权，可以考虑任何有关的因素[17]。据CITT介绍，其公共利益调查主要涉及以下因素：（1）就下游产业而言，商品的可获得性、对该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的影响、对加拿大下游生产者的影响、对加拿大下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2）就消费者而言，对具备竞争价位商品的可获得性或可选择性的限制；（3）就上游产业而言，对资本投入/原料生产者的影响[18]。

欧盟和加拿大均狭窄定义公共利益的范围，主要考虑消除损害、上下游产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在审查因素的落脚点上，尤其强调了维护有效竞争的重要性。这样的实践是一种谨慎行为，他们力图防止扩大化解释，避免因调查对象的过度膨胀干扰正常的反倾销调查与裁决——12个月内是无法穷尽所有影响因素的。

此外，Denton提供了一个反倾销调查的公共利益清单，也能供我们参考：（1）对国内产业和下游用户国外供给依存度的影响；（2）对消费者的影响，考虑替代性供应商的能力及其他掠夺性顾虑，如套利的可能性和市场准入障碍；（3）外国公司互相补贴的证据，特别是通过产品相互补贴[19]；（4）增加亏损交易的证据，须考虑产品周期、固定与可变成本之间的关系；（5）与政府有关的私有掠夺性行为；（6）限制商业竞争行为；（7）国内产业的研发和投资程度；（8）倾销幅度显著高于损害时产生的公正感；（9）征收反倾销税是否能恢复国内产业的盈利能力[20]。

我国反倾销调查经常面临的外部矛盾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常见的上下游产业利益冲突，另一类是国外政府干涉、与其他政策目标冲突（如环保、节能减排、社会责任、减顺差、通货膨胀等）。

上下游利益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我国48起反倾销案件中涉及石化产品的案件高达33起，占比69%。仔细观察发现很多产品处于一条产业链上，典型的有苯酚、邻苯二酚、呋喃酚、丙酮、环氧氯丙烷、双酚A等。究其原因，石化产品产业链简单清晰，成本容易传导，上下联动效应明显。采取反倾销措施以后，上游产品价格提升，其利益和公平竞争环境得到保护，但下游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国内下游企业成本提升，而国外竞争型的下游企业成本未变，导致下游企业也需要救济以维持生存，最终形成了石化行业沿着生产工艺和产品路线依次传递的反倾销格局，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1]。

对于后面一类利益，我们作为行政部门，很难对国家经济政策说不。但作为调查机关，希望用反倾销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汇报案件的时候，如果企业环保做得好，就大书特书，以示符合公共利益。如果环保做得一般化，怎么办？闭嘴？还有，如果外国政府抗议了，就终止反倾销调查，那以后怎么办？事实上现在涉欧美的案件已经极少[22]，但在WTO通报审议的时候，外方的指责从来没有停止[23]。其他诸如减顺差类的政策目标就更难以实现，一是我国反倾销涉案金额小，在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例如2006年反倾销调查的进口产品金额占同期化学品进口的1.26%，占同期中国总进口的0.13%[24]；二是反倾销以后，进口产品单位价格上升，虽然进口量可能减少，但进口总额可能未变甚至增加。所以有些资深调查官员建议公共利益中明确排除出口企业利益和外方意见，同时规定外方律师不得代理国内上下游企业，国内的其他经济政策与目标可以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程序：透明和独立

程序性规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害关系方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审查机关职能及工作步骤。

欧盟和加拿大均充分保证了利害关系方的权利，有知情权、有权提交信息、有权接收其他利害关系方的信息、有权申请听证会、有权评论临时反倾销措施、有权获得终裁前披露、有权提交各类材料[25]。

欧盟的公共利益调查机关是欧委会，公共利益是区别于倾销和损害的一项调查内容。调查完毕以后，将分析结果和观点转交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供其提出建议，欧委会须考虑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观点，但不是必须遵守[26]。最后，欧盟理事会根据欧委会的建议投票表决，以简单多数的方式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27]。加拿大的公共利益审查机关是国际贸易法庭（CITT），它有权自行发起或应利害关系方申请发起公共利益调查，这一套程序是独立于倾销和损害调查之外的，而且是仅当损害认定以后，才能进行公共利益审查[28]。调查完毕，CITT向财政部部长报告调查结果和建议，由财政部长决定是否执行或修改建议[29]。

观欧盟和加拿大的实践，它们从不在立案时考虑公共利益，均在透明和独立程序上下功夫。提高透明度的原因是防止权力滥用；设置独立程序是因为公共利益调查不同于产业损害调查和倾销调查，这三者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应该混淆（尽管可能是同一批人调查），因此他们有着相对独立的程序和规则。

我国没有完善的公共利益调查机制，只是在产业损害调查过程中同时调查公共利益的部分内容（如环保和上下游利益），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分。同时公共利益的主管机关尚不明确。实践中，税则委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求发改委的意见。但这种行为不能推定税则委或发改委是公共利益的调查机关或代表人。《反倾销条例》规定，由商务部提出建议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30]。从文本上推敲，《条例》没有授权税则委调查公共利益或修改商务部建议，但从行政隶属上看，商务部必须遵守税则委的决定。因此《条例》对此语焉不详，有必要加以澄清[31]。至于发改委，窃以为它没有任何理由承担这份职责，除非法律法规明确授权。

从欧加经验看，最合适的公共利益调查机关应该是倾销和损害调查机关，因为他们最了解案情。但合适的裁决机关，有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博弈。加拿大将决策权推给财政部部长，欧盟将决策权推给理事会。这未尝不是个办法，分权即是分责，由上级或另外一个机关决定，可以缓解调查机关的政治压力，这在民主政制中尤其重要。有人说在协调委员会中引入投票表决制，我觉得这种方式值得商榷，其一，非常设委员有时不参加案件；其二，很多委员对反倾销缺乏了解；其三，委员是政府官员，其非独立性有碍客观评估案情。

利益权衡：反倾销措施符合公共利益的推定

如何取舍不同团体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审查中的一大难题。欧盟的立法历史表明，其公共利益条款有内在侧重（built-in bias），如果发现致损害的倾销行为，反倾销措施通常被认为符合共同体利益[32]。这实际上一种反倾销措施符合公共利益的推定，只有其他证据表明不符合公共利益时，才有可能改变裁决结果。通过这样的推定，欧盟利用举证责任分配，将公共利益审查限定在反倾销调查与裁决的辅助性地位上。

欧盟在权衡不同利益影响时，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比较反倾销措施对不同利益的影响和维持原状的影响，即不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另一方面，比较反倾销措施对不同利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程度。在进行上述两方面比较时，长期利益重于短期利益，因此特别强调要防止欧盟的科技流失和保护国内产业的竞争力，而不是短期的价格上升[33]。欧盟还强调不能机械地比较不同利益，例如比较不同产业的员工数量[34]。从这点上看，欧盟权衡不同利益时，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权重较高。

加拿大没有明确说明如何比较不同利益。但显而易见，即使欧盟费了这么多笔墨，利益比较的确切方法仍然模糊不清。窃以为，公共利益牵扯面太广，其模糊本质使调查机关不可能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数字化比较，而且若此类比较涉及不同类型产业，可能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仍然是留给决策机关自由裁量权。

艰难的司法审查

欧盟和加拿大允许对公共利益进行司法审查，但对利害关系方的诉权限制比较严格。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173条，如果自然人或法人对某法规或决定有直接（direct）和个别相关（individual concern），可以将其起诉至欧盟法院（ECJ）[35]。所谓“直接”指，申请人必须证明被起诉的措施与他所遭受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36]。所谓“个别相关”指，措施的某些因素特别适用于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发现仅仅是他们被涉及到，从而可以和别人区别开来[37]。从法院的这个解释看，用户和消费者很难满足这两条标准，但不排除某些用户同时是进口商，因此以进口商的资格提起司法审查[38]。

相比欧盟，加拿大对用户和消费者关于公共利益的诉权限制的更加严格。根据SIMA规定，直接受到决定和政令影响的利害关系方可以申请司法审查[39]，Marceau揶揄用户和消费者的权利少的可怜[40]。

丰富的执行手段

执行手段很多：取消反倾措施、降低反倾销税、价格承诺、缩短反倾销措施存续时间、设置年度复审或提前日落复审、排除部分产品[41]。

结束语

公共利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讨论起来没有结果。但我以为以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1）狭窄定义公共利益，只代表上下游产业和消费者利益，不应考虑外交、“减顺差”等其他因素；（2）设置透明和独立的公共利益审查程序，这些程序应当与倾销和损害程序在理论上进行区别，其结果也不能混淆；（3）立案时不考虑公共利益影响，保护国内产业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权利；（4）通常情况下，推定反倾销措施符合公共利益；（5）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应慎之再慎，对利害关系方的诉权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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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我过去的WTO规则谈判报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三十七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1号，2004年3月21日。

[3] 美国人在规则谈判中反复强调此立场。

[4] WTO规则谈判主席案文规定，公共利益审查不受WTO争端解决制约，见Draft Consolidated Chair Texts of the AD and SCM Agreements，AD Agreement Art.9.1，TN/RL/W/213，30 November 2007。

[5] 很多经济学者均持此观点，认为倾销在一定条件上能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见James Brander,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 (1983) 313-321, North-Holland。同时参见John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lan O. Sykes,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4th edition), 2001.

[6] Vermulst和Waer认为这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政治考量（real politi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同时认为反倾销法也起到安全阀的作用。见E. Vermulst and P. Waer, E.C. Anti-dumping Law and Practice,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6, at pp.v-vi.

[7] 很多学者和国际组织都观察到反倾销措施隐藏的保护主义政治倾向，见J. Michael Finger and Andrei Zlate, WTO Rules That Allow Trade Restrictions: The Public Interest Is a Bastard Child, April 16, 2003。

[8]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王新将公共利益定义为：“被调查产品进口国的社会共享利益，具体表现为国内利益关系方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在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前提下国内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见王新：《对反倾销案件调查中维护公共利益问题的探讨》，业务研究总第五十期，2008年5月8日，第2页。

[9] Proposed Elements for a Framework for Negotiations,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Anti-dumping Rul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Delegation of Singapore, GATT Doc. No. MTN.GNG/NG8/W/55, Oct. 13, 1989, at p. 2-3.

[10] The GATT Uruguay Round: A Negotiating History (1986-1992), Terence P. Stewart, Editor, Volume II: Commentary, 1993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at p.1688. 美国还强调，对于追溯性体系而言，公共利益审查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反倾销税是不断变化的，调查机关不可能每年对国内产业损害再检查一遍。

[11] Draft Consolidated Chair Texts of the AD and SCM Agreements，AD Agreement Art.9.1，TN/RL/W/213，30 November 2007.

[12] Van Bael & Bellis, Anti-Dumping and other Trade Protection Laws of the EC, 4th ed., 2004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at p.295.

[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84/96 of 22 December 1995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21.1。这一条很重要，这里提供原文以助参考：A determination as to whether the Community interest calls for intervention shall be based on an appreciation of all the various interests taken as a whole, inclu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and users and consumers; and a determination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only be made where all parties have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their views known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In such an examination, the need to eliminate the trade distorting effects of injurious dumping and to restore effective competition shall be given special consideration.

[14] Wolfgang Muller, Nicholas Khan, Hans-Adolf Neumann，EC Anti-Dumping Law – A Commentary on Regulation 384/96, John Wiley &Sons, 1998, at p.477-497。

[15] 在欧盟对原产自日本的电视摄像机反倾销案中，有些用户认为无法从日本供应商转至欧共体的供应商，原因是不同供应商的摄像机系统不同。欧共体拒绝了这个观点，认为用户完全可以决定是否要转换供应商，反倾销的目的不是逼着下游用户转换供应商，而是制止不公平竞争。见OJ No I, 111, 30.4.94, p.106 (recitals 35 and 36) – Japanese television camera systems/definitive.

[16] 例如纺织品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出口国纺织品的销量和产量减少，进而不再进口生产纺织品的机器，从而导致进口国制造纺织品的产业海外市场萎缩。见OJ No L.29, 31.1.97, p.3 (recital 99) – certain footwear with textile uppers from P.R.China and Indonesia/provisional. 这些非相关因素详见Wolfgang Muller, Nicholas Khan, Hans-Adolf Neumann，EC Anti-Dumping Law – A Commentary on Regulation 384/96, John Wiley &Sons, 1998, at p.497-501。

[17] 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 S-15, An Act respecting the imposi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rt.45, 其中仅规定“In a public interest inquiry, the Tribunal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ny factors, including prescribed factors, that it considers relevant.”.

[18] 加中世界贸易组织能力建设项目，中国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的研讨会，2007年10月16日，北京。在婴儿食品的一个反倾销案中，CITT因公共利益降低反倾销税，当时的一个争议理由是婴儿不应当交税。

[19] 原文是“evidence of cross-subsidization by foreign firms, particularly across product”。由于缺少上下文，我们很难掌握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我倾向于理解为外国公司的关联交易，及相互的利润转移或再分配。

[20] R.Denton, Should Nations Utilize Anti-dumping Measure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 1989, at p.267. 转引自Paul I.A. Moen, Public interes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nti-dumping Law: The WTO,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anad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98, at p.40-41.

[21] 产业损害调查局王新副处长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见王新：《对反倾销案件调查中维护公共利益问题的探讨》，业务研究总第五十期，2008年5月8日，第2-4页。

[22] 2006年至2008年5月，我国对欧反倾销调查仅1起，对美没有发起国反倾销调查。见《我国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公告2006年第4号，2006.02.06。

[23] Trade Policy Review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Minutes of Meeting – Addendum, WT/TPR/M/161/Add.1, WT/TPR/M/161/Add.2, WT/TPR/M/161/Add.3, 15/06/2006-16/01/2007。还有很多过渡性审议、双边场合各国提出的众多问题。最近正在进行第二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各国对我调查机关的指责和问题有数十个。甚至有人担心，如果外国公司发现利用外方政府施压是个有效的应对反倾销的方法，以后我调查工作的开展将更为艰难。

[24] 反倾销产品涉案金额小，不只是中国的情形，欧盟也有类似情况，1996年其涉案金额仅占欧盟进口总额的0.61%，见Wolfgang Muller, Nicholas Khan, Hans-Adolf Neumann，EC Anti-Dumping Law – A Commentary on Regulation 384/96, John Wiley &Sons, 1998, at p.5。

[25]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84/96, Article 21; Special Import Measures Act, S-15, Art.45(6); Van Bael & Bellis, at p.294; Wolfgang, at p.506-509.

[2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84/96, Article 21（5）.

[27]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84/96, Article 9（4）.

[28] Meeting of 16-18 October 1989, GATT Doc.No. MTN.GNG/NG8/13, Nov. 15, 1989, at p.2.

[29] SIMA, Art.45.

[30]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八条。

[31] 这里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税则委和发改委能提出所谓的公共利益推翻有详细数据支撑的倾销和损害调查结果么？如果有权改写商务部的建议，谁是司法审查的被告？

[32] Wolfgang Muller (1998), at p.501。

[33] Wolfgang Muller (1998), at p.502。

[34] 同上。

[35] Article 173 of EC Treaty, it provides that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may,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nstitute proceedings against a decision addressed to that person or against a decision which, although in the form of a regulation or a decision addressed to another person, is of direct and individual concern to the former”.

[36] 通常来说，法院认为反倾销税可以满足“直接”的构成要件，见Vermulst and Waer (1996), at p.155.

[37] 25/62, Plaumann & Co. v. Commission, [1962] E.C.R. 95, it provides that “[P]ersons are individually concerned if the measures affect them by reason of certain attributes which are peculiar to them or by reason of circumstances which distinguish them from all other persons by virtue of which they are identified individually just as in the case of the person addressed”. 转引自Paul I.A. Moen, Public interes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nti-dumping Law: The WTO,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anada,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98, at p.77.

[38] 358/89, Extremet Industrie SA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2] E.C.R. 2501 Extremet (1991).

[39] Section 96.1(3), SIMA.

[40] G. Marceau, Anti-Dumping and Anti-Trust Issues in Free-trade Ar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at p.146-147.

[41] 我国在锈钢冷轧薄板反倾销案中排除了四种型号的进口不锈钢板。见《不锈钢冷轧薄板反倾销终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0年第15号，2000.12.18。对此四种型号产品排除是基于下游企业利益考虑，“国家经贸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到包括下游产业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需求，裁定将四种型号的进口不锈钢板－－制造彩色显像管电子枪帽类零件用不锈钢带、生产剃须刀用不锈钢、洗衣机和微波炉用不锈钢板、汽车排气系统用不锈钢，排除在反倾销税征税的范围以外。”见宋和平：《产业损害调查中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ps. 上周清闲，本想随便写写，没想到弄得这么长，供同志们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