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裁决的最大意义是利用美国自己的“合理性义务”限制了针对国内补贴的双重救济。这样的裁决结果是公道的，也能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但我觉得就整体而言，这个裁决是有限胜利，允许对非市场经济体采取反补贴措施（变相默认了外部基准的可能性），放开了补贴项目的追溯期限，打开了单独税率的潘多拉魔盒（虽然并非必然是欧盟的实践），没有触及公共机构，也没有触及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价标准——不值得过度欢呼。

 

 

CIT裁决用词是“possible double counting of duties”，即默认了DOC的主张。国内补贴并不必然体现在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有可能体现在出口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加。在日内瓦和符荆捷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第一反应是美国人狡辩，后来想想此观点是有些道理的，尽管我不能完全信服。如果补贴没有体现在出口价格，那么公平价格出口量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消费者增加购买公平价格的进口产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购买本国产品？难道是因为国外政府存在补贴，才购买进口产品？公平的出口价格和损害之间有何种因果关系？以上问题可以留待以后，但当前的争议必须解决。对NME的双反并不必然导致双重计算，那么随后的分歧就演变成“如何分配双重计算的举证责任”。究竟是应诉方举证存在双重计算，还是美国DOC举证没有双重计算。我觉得无论是应诉方或DOC都难以定量说明双重计算额，因为这实质上要求精确了解产品定价机制，并测算其补贴影响——这是极为困难的。鉴于此，CIT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DOC，认为DOC既然要采取双反，就应该调整程序和方法避免双重计算，保证调查与裁决的“合理性”。Baker Hostetler律所认为美政府已投入巨额财力对中国实施双反，应该会在现有框架下小修小补，不愿回到Georgetown Steel的原始状态。我却持有谨慎的乐观，小修小补谈何容易，全世界损害机关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价格形成机制，成果寥寥，不妨再试目以待DOC的智慧了。

 

最后，这个案子是美国法治完善的体现，法院尊重了Chevron Doctrine，WTO也会这样做么？